另一方面，唯有每一代人都有此历时而不变的政治认同，宪法才能成为我们的法律，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叙事宪政在实践中就是如此水乳相容。

[4]关于中国宪法体制中的卡里斯玛、权威代际递减律与宪制的可能性，详细的分析参见许章润：《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中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69-86。[21]毛泽东并没有详细解释国家主席如何能够使国家更加安全，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国家主席能够起到缓冲作用，结合当时的时局以及制宪期间的讨论，可以做如下分析。

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5]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许崇德教授梳理了国家主席和元首制在中国宪法史上的变迁，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进入专题： 国家主席 国家元首 卡里斯玛 宪法危机 。在八十年代采取的是分权体制，国家主席是未言明的虚位国家元首，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握有实权。美国宪法制定时，对于行政权集中于一人还是分散给多人存在争议，对于建立集权的一人总统制，很多制宪代表诚惶诚恐，他们立刻想到了刚刚摆脱的英王统治。

但事实上毛泽东可以通过最高国务会议将各方面的权力统合起来，超越常规的政体结构，从而使得国家主席内在于这个体制但又超越这个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是革命领袖。所有后革命时代的立宪，都存在着将革命领袖转化为国家元首的宪制困难，法国大革命后的制宪历程就是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因为革命领袖通常都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卡里斯玛担当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4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321、339。[41]参见许崇德，见前注[6],页602-603。[16]这里的两个机关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549。【摘要】本文旨在探讨1949年以来国家元首制在中国宪法上的呈现方式与跌宕变迁，并借助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政体类型学，解释新中国的宪法更迭与宪法危机。

另一是单一元首制，但采取单一元首形式，不能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来决定的，捷克、德国都是。[45]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描述，如果三位是指职位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四位，因为军委主席又分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只不过现在两者总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毛泽东去世后，七八宪法并未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提名总理的权力仍由中共中央委员会行使，派遣和召回外交使节等职权改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行使，统帅武装力量的权力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行使，同时在宪法序言中将毛泽东奉为领袖、导师、缔造者，在宪法上正式确认毛泽东的革命领袖地位，但实际上意味着卡里斯玛的彻底终结，新的接班人无力成为卡里斯玛担当者，只能以此种方式为自己背书。新中国历部宪法中均未明确规定国家元首，因此同样需要具体识别，但通常都认为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时，国家主席即国家元首。

五四宪法制定时，一个无可撼动的基本制度是《共同纲领》所确认的人民代表大会制，[13]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设立国家主席就会遇到两个困难：第一，国家主席是否是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的宪法地位问题。在议会制中，国家元首通常是虚位的君主（如英国、日本）或虚位的总统（如德国），行政权掌握在首相手中，但会受到议会的制约。[31]关于1956-1957年内政外交的变局与困局，及其对毛泽东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这种事实与规范的背离以及在国家元首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一直持续到八二宪法，新中国的宪法体制始终不敢直面国家元首问题。

[14]后来在全国政协宪法草案座谈会上，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因此修正的宪法草案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的元首。董必武在关于《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说：本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各国宪法多规定为国家元首的职权。

罗马三头执政时期，先出了凯撒，后出了奥古斯都，都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被视为单一元首制，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

[3]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之后的国家建构中，国家元首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卡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转变成宪法上的国家元首，既往的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卡里斯玛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元首在宪法上才成为可能。所有后革命时代的立宪，都存在着将革命领袖转化为国家元首的宪制困难，法国大革命后的制宪历程就是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因为革命领袖通常都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卡里斯玛担当者。毛泽东带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在杭州起草的五四宪法草案初稿中虽然设立了国家主席并规定了广泛的权力，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但这三部宪法性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是国家元首，而是采取了模糊的方式，指向了集体领导。2004年9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第二天召开的军委新班子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11]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9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8] 但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进入专题： 国家主席 国家元首 卡里斯玛 宪法危机 。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32],页293。为了消除这个潜伏的宪法危机，一种不成文的宪法惯例在实践中逐步形成。

但对于五四宪法来说，问题要更为复杂，因为五四宪法同时宣告了两个主权原则，即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这使得革命领袖与国家元首问题又会同时裹挟两种不同的权力体制问题，二元体制变为三维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既超越国家体制，也超越党的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4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17]宪法草案最终稿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时，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明：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结合起来行使。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7]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这两位教授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但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并非简单的历史梳理和理论阐发，而是将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宪法危机之中，从而突出元首制的复杂面向及其潜在的危险及其可能性。

革命领袖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国家元首是一个宪法概念。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的国家元首。

按照施密特的讲法，代表与同一性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构成原则，一切政治统一体都从它们的实现中获得其具体形式，绝对的君主制是代表的绝对形式，绝对的民主制是同一性的绝对形式，但在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放弃同一性原则的全部结构要素，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放弃代表的全部结构要素。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就国内安全而言，五四宪法制定前，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一直存在思想纷争，刘少奇、彭真都为此受到批判，涉及到接班人等人事安排问题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刚刚发生，[24]而新的宪法体制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国家主席的缓冲作用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主席某种程度上的超越地位，以此来维持中央的高度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正是最高国务会议。如果再把主席也说成是国家的最高代表，那就会对立起来了。

而就建立国家基本政权组织结构而言，两个组织法特别是《政府组织法》才是真正的根本法。④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体制下国家元首问题具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通常倾向于采取集体国家元首制或半集体国家元首制，但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元首又必然需要具体的单一的肉身来承载，因此规范与事实的背离便是必然。[39]革命领袖以生命终结的方式，实现了在宪法上向国家元首的过渡，从而也使得法理型国家元首制度的建构成为可能。[4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63。

[26]周林刚：宪法概念的变迁：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6期。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名存实亡，刘少奇去世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

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即便人们试图无条件地实现绝对的同一性，代表的要素和方法也是无法回避的，反过来也一样，离开了同一性观念，任何代表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由于是一党执政国家，党的领袖与国家元首因产生方式和职权的不同，容易造成宪法上的困境和危机。[44]参见强世功，见前注[7],页25-28。